在有幸聆听保尔·利科的演讲、充任两次主题座谈会的翻译之前，我对这位当代法国重要思想家的了解仅限于《活的隐喻》、《时间与叙事》两部“非哲学类”著作的浏览，以及《时间与叙事》之首卷《情节与历史叙事》的尝试性翻译。那卷书的翻译我几乎可以说已经放弃了，原因很简单：他的博学让我气馁。我当然不会对整部著作的立论基础——亚里士多德的“情节”论（《诗学》）以及圣·奥古斯丁对“时间”的思考（《忏悔录》）——一无所知，但是，利科笔下仿佛信手拈来的西方思想史上与此相关的各种注疏、诠释以及现代欧美学界围绕着“叙事”所创造出的新知与新思，对我这个译界的入门者来说无疑是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山。
没想到的是，利科这次来北大讲学给我留下的却是另一种印象。如果说我从书中看到的是一个广博的利科的话，这次听他讲座、为他翻译、与他相处时所感受到的则是一个宽厚的利科。我是个哲学的门外汉，不能把握讲演中所涉及到的深奥思想。翻译他与中国学者的两次对话时，又诚惶诚恐担心有所遗漏，但我确确实实有几次被他的言语打动，似乎感觉到他是用自己的心在说，一颗对人存着许多爱的哲人之心。
第一次是在题为“报复与公正”的讲演中，他说到司法惩罚对罪犯的人身自由予以剥夺的时候。他认为，对罪犯如何重新获得公民权、如何重新融入社会不予考虑的监禁式惩罚，相对于犯罪人危害社会的最初暴力来讲，也是一种暴力，不过是一种合法的暴力，它重新打开了通向报复的道路。以惩罚为唯一目的的监禁，即便是公正的，也无疑宣告着某种集体失败，因为监狱是城邦的一部分，是公共空间的延续。惩罚的目的不仅在于一时一事地对社会进行保护，更在于确立社会的长治久安。
如果说利科对监禁的思考、对囚犯的关怀尚体现着西方左翼知识界的某种人权传统的话，他对人的尊严尤其是儿童尊严的关注则已经很难说属于哪种文化、哪种意识形态了，因为它涉及到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家庭。利科认为，没有比人的尊严更高的思想，在尊严上的平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石，即便在社会的不平等面前，也应努力保持人与人在尊严上的平等。一个人在童年所感受到的不公正，比如父母在子女之间分配不均、父母对孩子言而无信或对孩子过度惩罚，这都是对人的尊严的最早侵犯，会终生影响一个人对公正与不公正的感知。在人的尊严问题上，儿童与成人有着同样的敏感。
在谈到翻译问题的另一次讲座上，利科又让我们看到了智者之爱的另一种形式：宽容与理解。他认为，就像不存在理想的、普遍的语言一样，也不存在绝对的、完美的翻译。重译是必要的，尤其是各种文化的经典著述，《圣经》就有80多个法文译本。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，更是翻译者的自我翻译，是将他人的思想文化体系在对此陌生的自己的语言中说出来，或是将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在对此陌生的他人的语言中说出来。翻译首先涉及到的是翻译者的自我张力、自我理解，这是一项艰辛的工作，“应该向广大的翻译工作者致敬”。
利科这次访学中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时刻，我以为是一次访谈中涉及到“自杀”这个问题时他所说的几句话。他大致是这样说的：“我尊重它，我尊重这一行为。这是生与死交汇的一种情形。一个点，是生的最后行为，是死的最初行为。这是生命的大神秘。而我，我不进行判断。（……）有的人因为绝望而自杀。如果有绝望存在，那它是对什么是绝望的证明。它证明着我不能提供救助。自杀的问题是苟活下来的我的问题，它是苟活的我的失败，是苟活者的失败。”
我记得他讲完这段话时大家沉默良久。
我不知道一个哲学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究竟哲学有着怎样的定义、它在哪里与伦理和宗教相接。听到上面这些话，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，会马上告诉我说利科有着很强的人道主义与基督教思想背景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想说的是，作为一个人，你无法不对说出这样一些话的长者产生深深的敬意。
仁者至尊，仁者无敌，这大概是利科此次北大讲学给我这个Profane（外行、世俗）所留下的最深刻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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